
任正非:第一,我们的治理结构本来已经公开透明,并不需要外部人进来,也不需要外部资本进来。为全世界人民服务过程中,就体现了我们是一个负责任的公司,并不是一、两个外部人就能代表我们的透明度。第二,对于业务是否拆分的问题,可能不用考虑,我们不会做这个事,不会让资本进来。第三,我们会不会在欧洲建一些大工厂?肯定的。
董扬:就算中国真同意放开股比,埃隆·马斯克也未必马上投资建厂。马斯克是个商人,他需要盈利。他不可能在华投产高端车,这一定亏损。而平价车型,他自己本土的产量都严重不足。另外,特斯拉产品的稳定性也有待提高,总不能上量后,又总是全面召回。实际上,埃隆·马斯克主要关注的是一是降低进口关税,二是获得中国政府的电动车补贴,享受同等待遇。
四是改进了工作作风。严格落实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三严三实、两学一做、巡视等活动提出的整改方案,定期进行“四风”回头看。完成整改事项113项,长期坚持以及持续推进的相关措施都在有效执行中。其中,推动解决会员关心关注的热点问题9项,建立了会员定期走访和中小会员诉求反映机制,拓展了联系会员的广度和深度;清理优化内部公文审批48项,削减出访团组5个。通过上述措施,协会文风、会风、作风建设得到了进一步改进和加强。
想象是美好的,不过,此前一个智能网联的专家曾对出行一客指出,国内的相关政策制定存在一个问题,包括此次《规划》中的表述,仍旧是“人-车-路-云”,也就是说,从人和车出发、再到路和城市,这样的思路是缺乏顶层设计的表现。“真正实现无人驾驶与智慧城市,思路是城-路-车,从智慧城市的顶层设计出发,结合路网、车辆的升级改造。”该专家表示。
3、货币应该兼顾金融稳定和币值稳定是后危机时期应该得到的共识如果说,我们还不能完全认同MMT理论,同时对国家资本结构理论也持进一步观察态度,那么最近10年的货币理论真正公认的演进是什么?我认为是货币的金融稳定职能。比如,美国对2008年危机进行了反思,一是该不该出手拯救雷曼兄弟公司;二是对美国国际集团(AIG)的救助是否正确。因为当时判断依据是系统性风险, AIG美国国际集团足以影响美国整体金融稳定,由财政部和美联储出资救助。但是事后一帮经济学家分析,雷曼资产虽然不大,但是在市场上到处出售,实际上已经给其他机构都造成影响,应该救雷曼,至少一种呼声是这样。
3、开放是有烦恼的因为开放新增了变量,而且在理论上对我们构成了挑战。一是如果从需求侧出发,我们习惯用的是凯恩斯主义理论框架或者是新古典改造完后的凯恩斯主义政策工具箱,也就是需求面的。刚才我所说的IS-LM-BP模型,在实证角度通常用的DSGE,也就是动态、可计算、一般均衡。动态、可计算、一般均衡方程组是什么?其基础是我刚才所说的IS-LM-BP模型。所以问题来了,原本我只要在相对封闭的范围内并且主要考虑实体经济,不用太考虑金融。但是在开放条件下,我们不得不同时面临内部和外部平衡,还要面临实体经济和金融平衡,总量和结构均衡。因此目前在这方面理论研究当中,进一步引进了货币,引进了金融体系等宏观变量,说明了一个事实——开放使我们对经济的分析变得更加复杂了。